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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中国影响力行动:来自澳大利亚的经验和教训

Amy Searight 2020 年 5 月 18 日
澳洲国旗
澳大利亚的故事表明,中国对选定的目标国家内部施加影响力、企图塑造公共话语模式和政治决策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政府合法公共外交的范畴。(图片来源:flickr)
这篇评论是CSIS新项目的一部分,探讨了俄罗斯和中国对世界民主国家发动的宣传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该项目的第一部分分析了俄罗斯在英国和德国发动的虚假信息宣传运动,以及中国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发动的虚假信息宣传运动。

尽管中国正在崛起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感受的到,但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哪个国家像澳大利亚那样,对中国在其政治领域施加的影响力和野心感到如此恼怒。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规模、开放而拥有多元文化的民主国家,也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得益于过去30年不间断的经济繁荣,澳大利亚有充分的理由乐见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因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煤炭及其它矿产有着旺盛的购买需求。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不仅是澳大利亚向世界出售的所有商品中约三分之一的买主,还向澳大利亚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和游客。在澳大利亚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为九所顶尖大学贡献了其总收入的约17%,中国游客每年在澳大利亚的旅游消费约为110亿澳元。

澳大利亚是否应该以及如何继续平衡其多样化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即如何平衡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和与美国的长期联盟关系),一直是澳大利亚学者争论的话题。尤其当北京试图干预澳大利亚政治和民间社会辩论的报道浮出水面时,澳大利亚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紧迫。首先被披露的是来自与中国共产党(CCP)相关联的澳洲华人的大笔政治捐赠,这些钱被用来操纵澳大利亚主要政党的对华政策。一位知名的澳洲政客被赶出了国会,因为他被发现在南中国海政策上顺应了中国媒体的口径,他还告诉他的金主警惕澳洲政府的监视。接下来被披露的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大学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中共对澳洲中文媒体和华人团体的统战。

 这些丑闻的披露在澳大利亚政治领域引发了一场风暴。在中国影响力对澳大利亚民主构成挑战的严重性的全国辩论中,澳洲的现任和前任政治人物、领衔评论家、商界及大学领导者、诸多学者和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代表们众说纷纭。前任总理马尔科姆·谭宝(Malcolm Turnbull)率先制定了打击外国势力干扰的法案,并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议会通过。接着,澳洲政府宣布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作为回应,北京采取了外交冻结措施降低了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的速度。

笼子里的金丝雀
对中共势力的揭露使澳大利亚成为了“关在煤矿中的金丝雀”,这是一个关于中国试图暗中影响和干涉发达民主国家政治进程的警示性故事。(图片来源:Piqsels)

对中共势力的揭露使澳大利亚成为了“关在煤矿中的金丝雀”,这是一个关于中国试图暗中影响和干涉发达民主国家政治进程的警示性故事。但是,澳大利亚的故事对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呢?

中国影响力运作的本质

 澳大利亚的故事表明,中国对选定的目标国家内部施加影响力、企图塑造公共话语模式和政治决策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政府合法公共外交的范畴。

公共外交通常是一种由国家政府主导的与外国团体公开的沟通行为,目的是提升国家形象,使政府的战略目标获取外国公众的支持。这些本应是摆在台面上正大光明的行为,即通过提供新的信息和观点,来增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就某一问题获得外国公众的理解。但是,当一个外来大国试图通过非官方渠道以不透明、欺骗性或操纵性的方式影响某个国家内部的公共辩论和政治体系时,就已偏离了合法的公共外交领域。

谭宝总理将“隐蔽、强制或舞弊 (covert, coercive or corrupting)”的行为定义为“将合法施加影响力与不可接受的干扰行为区分的界限”。 用这个“3C”理论框架能准确定义中共党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的独特性及问题所在。在澳大利亚,中共的手段包括用钱诱使政客改变对关键问题的立场;向前政客示好,并向支持北京政治路线的研究机构提供资金;威胁或动员澳大利亚华裔选民惩罚不支持北京政策取向的政党;扶植基层亲信组织,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制造广泛支持北京政策的假象;联合中文媒体和地方民间组织,进行对北京方面友好的叙事宣传和个人宣传;采取各种手段,淹没评论家的异见或迫使其保持沉默。这些努力都是在公众看不见的地方悄然进行的,通常是通过代言人间接安排执行,从而构建出一层合理的可否认性伪装,从而使对于明确定义干扰程度和发现问题变的更加困难。

 澳大利亚对中共影响力的抵制浪潮还引起了舆论对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统战部(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的关注。习近平把这个部门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宝”,在他的领导下,统战部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提升。如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和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所述,“统战部指挥并控制着一个由代言人和前线组织构成的复杂网络”,他们的工作是负责奖励、恐吓、监视和收买海外华人公民、商业协会、学生团体、中文媒体、学术机构、政客和其他有影响力者。他们的目标是“拉拢和收买海外华人和其他有影响力人物,使他们团结起来支持中共及其战略目标,同时消除批评声音”。

北京“影响力代言人”引发媒体风暴

 引发澳大利亚媒体和政治世界震撼的丑闻中的核心人物是黄向墨。他是一位亿万富翁和房地产开发商,于2011年来到澳大利亚后,迅速获得永久居留权和政治影响力。黄是澳大利亚工党和自由党的主要政治捐助者,并对澳大利亚的大学慷慨解囊。黄2014年向悉尼科技大学捐赠了180万澳元建立澳中关系研究所(ACRI),ACRI的执行董事、工党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Bob Carr)曾形容该机构体现了“澳中关系毫无掩饰的乐观态度”。卡尔随后成为北京方面的长期捍卫者。黄还曾担任与统战部相关联的澳大利亚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ACPPRC)主席。尽管ACPPRC声称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其领导层的任命和活动却受到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和当地领事馆的严密指示。

 黄初次受到澳洲媒体的密切关注是在2016年7月初的联邦大选前几周,那时ACPRRC为工党冉冉升起的政客山姆·达斯蒂亚利(Sam Dastyari)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达斯蒂亚利站在黄旁边,对在场的中文媒体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澳大利亚应该“尊重中国的决定”。他补充说,工党“作为中国的朋友”将通过“了解何时应该插手、何时不应插手”来维持与中国的关系。他的这番言论与工党影子部长史蒂芬·康罗伊(Stephen Conroy)一天前所表明的立场大相径庭,康罗伊当时谴责了中国“荒唐”的造岛运动,并明确表示工党政府会支持南中国海的自由通行权。

 几周后,当澳大利亚人报记者追问时,达斯蒂亚利拒绝承认上述言论。但是在2017年底发布的录音证实了他曾这样说过。他在那场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是由黄精心设计的,而且还发现黄支付了他的法律账单。另有报道揭露,一位同样与中共有关系的华裔富商也支付了达斯蒂亚利的旅行账单。这些事件加在一起引发了堪培拉国会的强烈抗议,最终使达斯蒂亚利作出道歉并辞去了他在工党的前座职位。用一位自由民主党参议员的话说,达斯蒂亚利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因为联邦竞选法允许接受外国捐款,但他和同伙具有“舞弊倾向”。

 达斯蒂亚利事件促使澳洲媒体启动调查本国政客收受与中共挂钩的捐款的情况,结果发现,在澳洲的中国企业是工党和自由党的最大捐助者,2013年至2015年间共计捐款超过550万澳元。另据报道,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越来越担心大规模的华裔政治捐助者代表北京政府行事,为此ASIO的负责人邓肯·路易斯(Duncan Lewis)在2015年底亲自出马,会见了主要政党的顶级人物们,警告称几位主要献金者的捐款可能“别有意图”,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令人震惊的媒体故事不断涌现,比如一位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中国富商(后被揭露为黄向墨)威胁说,如果工党不放松对南中国海的立场,他将取消向工党承诺的40万澳元捐款。这一威胁是针对康罗伊支持南海航行自由权的声明所作出的,并且遭到康罗伊和其他工党领袖的驳斥。但达斯蒂亚利的妥协却以一种更加令人不安的方式遭到了曝光。 当有证据显示他曾警告黄的手机可能会被澳大利亚和美国情报部门窃听,而他在ACPPRC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的全程录音也被披露时,这位工党议员于2017年12月从国会辞职。

 这些政治丑闻揭示的只是与中共相关的捐助者和代言人施加影响力行为的冰山一角。他们不仅试图收买政党,而且试图收买大学校园、研究机构、有影响力的个人以及华裔社区群体。一位著名的前政治家、澳洲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Andrew Robb)在离开政府职位当日,就和一名中国亿万富翁签订了一笔利润率高达每年88万澳元的合同。媒体还报道了中国领事馆对海外华人学生进行监视和组织动员的事件,披露了中领馆在澳洲的大学校园内扼杀异议、宣传共产爱国主义。越来越多的媒体调查也揭示出中共及其统战网络在扶持自身实力和拉拢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投资。

 就在特恩布尔·谭宝总理公布打击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的立法草案之际,中共在澳大利亚实施的恶性影响活动引发了激烈的全国性辩论。商业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人士认为,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被夸大了,这将不必要的损害澳大利亚与其最大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在更广泛的华裔社区中,许多人感到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和怀疑,由于少数与中共有关系者的行为,他们的忠诚度受到了质疑。但是基于这场辩论,澳大利亚的政治基础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政府对外国干预采取更强硬立场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这也给政府留下了实施彻底性改革的空间。

中国为什么要针对澳大利亚?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亚太地区,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盟国的战略价值,使其成为了中共眼中的诱人目标。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说服澳大利亚放弃积极参与限制中国的海洋扩张行动,就会大大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从而增强中国控制南海乃至更广泛领域的势头。

澳大利亚还有一些致命的缺陷掌握在北京手中——它对中国作为贸易伙伴的经济依赖性较大,本国工商界一贯主张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澳大利亚大学对来自中国学生的学费收入以及对中共相关的研究经费的依赖性也日益增长,滋养了学术界高层对中国的青睐。但是,随着中共影响活动范围的扩大,并非所有大学领导者都对中国持友好态度。

至少在北京看来,澳大利亚的另外两个显著特征对其钻空子尤为有利。首先,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不禁止外国人捐款的先进民主国家之一,这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富豪政治捐助者敞开了一个注入大量资金的漏洞。

其次,澳大利亚有一个由华裔公民组成的庞大社区,他们是中共统战部拉拢和收买的首要目标。近5%的澳大利亚人拥有中国血统,而这一群体的投票权重又因如下事实而增加:在墨尔本和悉尼的几个主要选举区,华人占据选民比例高达15% 。正是在这些华人社区所在地,中共和统战部努力了数十年,把与北京的联系深深扎根于此。他们拉拢华人社区团体的方式是为支持北京的人士提供支持性网络从而提高他们的当地知名度,同时过滤掉当地中文媒体中的负面报道,令批评者的声音消失在刻意制造的正面报道的海洋中。

澳大利亚民主的力量

虽然澳大利亚的案例说明了民主体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干预下的脆弱性,但同时也展示了民主国家应对挑战时所具备的力量和韧性。在澳大利亚所具备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的新闻自由和激烈的媒体辩论。来自印刷和电视媒体的记者们对中国影响力的许多方面展开了激进而彻底的调查,揭露了许多令人不安的事件,这些事件总体上描绘了北京为了构建影响力渠道而以扭曲和操纵澳大利亚的内部社会辩论和对外政策所做的令人不安的一切。这些问题一经浮出水面,便引发了激烈的公众辩论,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公众舆论导向已演变为一致抵抗中国。 2019年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低于2017年的54%。

澳大利亚在政治领域也迅速采取了令人瞩目的回应。竞选资金、反干扰和间谍法于2018年颁布,禁止了外国选金,为游说者或代表外国政府的其他人士设置了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要求,并且加强了制裁和执法规定。除反外国干涉法外,澳洲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协调办公室,其任务是制定综合战略,并对通过情报部门或其它渠道发现的具体外国干涉案件采取后续行动。

归根结底,澳大利亚强大的民主文化、政治意愿和健康的政策透明机制成为了中共入侵其国内政治的解毒剂。澳大利亚没有软化其南海政策,尽管川普总统在澳大利亚不受欢迎,它仍然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北京采取的“冰冻”外交关系以及放慢澳大利亚煤炭进口速度等施压行动,并未消除澳洲公众和两党对外国势力干预采取强硬立场的支持。舆论对中国观点的巨大波动表明,北京企图影响澳大利亚政策的尝试可能适得其反。

但是澳大利亚公众和政府也不应因此而沾沾自喜。中共已经在拉拢关系和培植网络上做了长期投资,这些影响不会在一夜之间悉数抹去,而且它仍在通过反复试验来完善这项技能。澳大利亚政府仅处于制定全面有效的抵抗战略的初期阶段,同其他民主国家分享这份经验和教训是有所助益的。

如果说“统战工作”是毛泽东和习近平为中共争取内部合法性和外国影响力的“法宝”,那么透明度和法治就是民主国家的法宝。揭发中共影响力运作的阴暗网络、诱因、威胁,统战和审查机制等是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民主政府可能还需进一步加强法律,民主社会则需加强规范建设,以减少贿赂、舞弊和同谋的发生。这可能会涉及到处理民主制度中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如何定义影响力的微妙形式,如何做到以证据为基础但又避免过于缺乏经验,以及如何避免不公平的责难华裔社区等等。但与中国的许多缺乏健全制度、透明度、民主传统以及法治原则的邻国相比,澳大利亚等先进民主国家具备着应对这一挑战的部分优势,故应学会利用这部分优势来制衡恶性影响。

加利福尼亚民主委员会(Democracy Council of California)管理的信息访问基金(Information Access Fund)使这篇评论文章成为可能。本文包含的观点、结论或建议均属于作者的观点,结论或建议,不应解读为代表IAF或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无论明示或暗示意义上的)。

艾米·西赖特(Amy Searight)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亚洲高级研究员。

CSIS是一家专注于国际公共政策问题的私人免税机构,研究性质是无党派和非专有的。 CSIS没有采取特定的政策立场。因此,本出版物中表达的所有观点、立场和结论均应理解为仅为作者观点,立场和结论。

哨子声明:

原文链接:Countering China’s Influence Operations: Lessons from Australia

首发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作者:Amy Searight

翻译:哨子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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