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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如此怀念民国

露西(墨尔本) 2020 年 5 月 28 日
民国
民国时期的女子。(图片经哨子传媒处理;原图来自网络)

近日偶听周璇的歌曲《月圆花好》,周璇嗓音独特,清脆悦耳,民国和民国人的气息扑面而来。感慨周璇短促人生,但又觉得她幸而病逝于1957年。众所周知,即使没有被疾病夺去生命,她也定然在已经来临的、惊涛骇浪的政治风暴中死于非命。这样想来,周璇如果留在香港便罢,回国以她天真单纯个性,在后来时局难逃劫难,如同她的挚友赵丹之死。那是那时代文化知识界无法躲避的宿命。

我有民国情结。本是现时代女子,却有浓厚的民国情结,不外乎来自书籍影视和家世渊源背景的影响。

民国是什么?

民国是早已逝去的、令人怅惘的过去?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生活流离的岁月?是书生意气风发、自由作为、乱世英雄的年代?是思想空前解放、可以个人结社办报、新闻自由、大学独立、教育自主的时期?是大师辈出、新旧文化交汇、人文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伟大年月?是国民政府领导“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经过艰苦卓绝八年抗战,取得民族解放胜利的非凡史诗?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斗争,数以千万生灵涂炭、自相残杀,中华民族惨烈分裂的悲剧时代?是的,那是民国。

民国是人杰辈出的年代

民国有新文化运动开启的自由民主科学的启蒙,新旧思想激烈交集震荡,文化科学活泼生机,中华文明绚丽多彩,大师辈出人杰地灵。

有百折不挠推翻满清皇朝孙中山,粪土当年万户侯青年毛泽东,高举五四大旗组建中共政党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伐统一中国的政治领袖蒋中正,批判传统文化文学家周树人,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蔡元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国学大师章太炎,新儒学先驱梁漱溟,学贯中西史学家大师陈寅格,新月诗人徐志摩,不偏不倚中流砥柱新文化开山宗师胡适之,语言文学家林语堂,铮铮铁骨经济学家马寅初,教育学家清华校长梅贻琦,气象学家浙大校长竺可桢,南开之父张伯苓,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新史学开山鼻祖王国维,文学作家沈从文、北大学者史学家傅斯年,政论家报人张东荪,宪政之父张君劢,地质学者丁文江,物理学家叶企孙、周培源,电机学家萨本栋等等巨匠大师在民国天空熠熠生辉。

鲁迅
1930年的鲁迅。(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大师们身具学问,胸怀抱负,铁骨铮铮,气势磅礴。

人称“大炮”的北大学者傅斯年可以傲然说,“教授做官全是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先后炮轰行政院长孔祥熙、财政部长宋子文并致其下台。

安徽大学校长文史大师刘文典可以和来校视察的蒋介石当面拍桌互骂对方“军阀”、“学阀”。可以公开称:“大学不是衙门,无需向权贵献媚”。

《大公报》张季鸾办报纸可以“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北大校长蒋梦麟可以喊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胡适可以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试问今日中国有哪一所大学的校长教授有这样的脊梁骨?!

不止大师们有脊骨,堂堂正正,敢做敢当,就民国市井百姓也有风骨。1935年蒋介石到四川成都,刘文辉备宴“姑姑筵”餐馆,蒋甚喜餐馆菜肴,欲再来此就餐。平民店主黄敬临曰:餐馆规则须提前三日预订。蒋只得遵从。如此风骨,好一个成都“姑姑筵”店主黄敬临!

观今日,我们没有脊梁柱,有的只是媚骨,媚权、媚钱,为权利和金钱无底线。我们的表现常态只是察言观色、阿谀奉承、诺诺唯唯和明哲保身。中华大地既无风骨学者大师,更无为民众利益鼓而呼的政治家。我们的国民性格即奴才性格,和与之衍生的“强人崇拜”与“圣君情结”。官场从上至下趋炎附势、歌功颂德、见风使舵、见义忘利。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主的思想,更没有批判的精神。几千年封建极权统治的压制和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禁锢以及道德传统的破坏沦丧,加剧了我们国民的劣根性。

民国的自由与民主

民国有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自由与民主,尽管官方新闻管制从未中断,查封停刊不断发生,但南京政府治下的民国依旧有着今日社会难以企及的新闻自由和舆论空间,《申报》、《新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大公报》、《观察》周刊、《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联合晚报》、《民报》、《新闻报》等难以计数的报刊杂志的可以抨击时政、可以自主政见。 可以标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军私有,民治沦完”、“党祸”、“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等抨击政府、政党、领袖之文章。

申报
附于申报馆出版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画刊》后的申报征订广告。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是因为民国有着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天坛宪法”的以立法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利的限制,建立独立、公开的司法审批原则。至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则更明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确定五权分立政体和地方自治制度。

所以我们感慨何以民国会有如此之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知识分子?那是民国所处革故鼎新的时代里,开放和自由是民国整个社会的环境氛围。这是大师养成的必要的社会条件。钱学森晚年对前来探望的中共总理温家宝感慨,“为什么1949年之后中国培养不出世界级的大师?”答案其实很简单,1949年之后的中国体制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思想、成就非凡、影响社会的学者大师”。即便个别领域出色的领军者也不过是专家,不是大师。

民国礼遇人才

民国是知识分子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建立之初即礼遇人才。即使是战乱纷扰的北洋时代,知识分子收入也相当可观。大学教师薪酬分4等12级,从600元至100元。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月薪8元已经足够养活自己。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学术研究就是第二生命,教育科研学术自然会有质的飞跃。1927年成立的南京政府比北洋政府更重视教育,1928年即颁布大、中、小学教育法规,从法律上保障各级教育制度包括教职工薪酬的有序执行。中学教师薪水160至70元,小学教师40至20元。同时期民国县长薪水是20元。这里补充说明,周树人在北京购买阜成门小四合院时花费800元,连同修缮费用不超过1000元。可知民国教师薪水之优渥吧。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以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济等学者,对中国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做出卓越贡献,是政府的远见之举。1927年至1937年抗战前10年可谓是民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

民国重视教育

1937年之后中国进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中央到地方,财政经济极度紧张,但对教育依旧倾力重视。1938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主持了大规模的大学内迁。战前108所高校内迁了94所。当时舆论认为抗战时期财政应当完全投入抗日战场之需,但国民政府在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依旧提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丢却基本”观点,制定《战时各级教育方针纲要》,规范战时混乱的教育秩序。

重视教育不是口头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举措。比如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权利。大片国土沦陷,政府税收丧失,严重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仍然给予教育财政支持:1938年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1940年再颁《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金制度支持迁移到大后方的大中学生继续求学。贷金制度为中国抗战后方12万以上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提供保障,事实上这些贷金后来都未偿还。1946年民国政府颁布《教育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市、县不得少于其总预算35%”。同时把贷金制改为公费制,6-12岁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贫困者,由政府供应书籍。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者,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书籍亦由政府供给。至此国民政府已经为教育彻底兜底。

民国办学自由

民国政府不干涉大学办学,大学实行的是“教育独立,自主办学”制度,“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如北大)和“教授治校”(如清华)成为民国普遍的大学管理模式。这种制式下的各所大学发展迅速,清华、北大,南京中央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协和、中山大学、交大、圣约翰、浙大、燕京、金陵、北洋、东吴、厦大等大学都发展成为当时名校。1937年教员才200人的北大、清华、燕京和规模较大的南京大学,大学排名已经跃居世界百强大学之列。至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民国的大学教育已发展至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顶峰。

在“教育独立,自主办学”制度下,大学“校长”不是官职,不对政府负责,只对学生负责,是学术研究的组织者。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校长实施教育理念的职责。北大的蔡元培、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柏苓,四川大学的任鸿隽,浙大的竺可桢,青岛大学的杨振声等校长用培养“通才教育”的教育理念奠定民国大学教育的基础,实现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核心理念。高校拥有最大限度的办学自主权,为人才培养和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最大限度的宽松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民国怎么不出现中国教育的颠峰高校“西南联大”?!教育机构里又怎么不出现如此多“灿若星辰”的巨匠大师?!

民国报刊独立

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还表现在“文人办报”和“文人论政”。从清末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起,学者文人就通过办报宣传思想、传递信息,启迪民智、助弱扶贫,担当起改造国民落后性的使命。到五四之后胡适、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成舍我、王芸生、陈铭德、储安平、徐铸成等学者报人通过“独立言论”、“笔墨文章”达到“监督政府”、“引导国民”目的。当时知识界的共识是:报刊乃天下公器,不以言论作交易。代表性的政论报刊《大公报》、《独立评论》、《观察》都凸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政论报刊的社会担当。

1926年张季鸾复刊《大公报》,宣布“四不”原则,其中“不卖”即是经济独立,不接受任何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其复刊资本仅有五万元,张季鸾和同仁们原本打算赔光本钱即关闭,不料,《大公报》因读者喜爱而经营状况甚佳,一直出刊至1949年。

《独立评论》是由胡适为主的12名学者成员捐款创办,即每月抽出固定收入百分之五作为办刊费用,后来刊物发行良好,成员捐款减至2.5%,一年多后,已不需要成员捐款。胡适在创刊号上发表《宪政问题》:“我们不相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因为只有站在法律立场上来谋求民权之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之路。”

1946年储安平创办《观察》,以征股形式向学者筹储资金,坚拒任何政治献金。检索股东名单,都是学者文人匀出生活费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彼时物价飞涨,学者生活也无保障,但还是需要有说话的空间,《观察》籍此创办。《观察》办刊宗旨:“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充满了立宪精神,饱含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的热爱之情。

文人办报,撰稿人多是社会精英。“借报立言”,宣传主张,针砭时弊,实现“干政而不执政 ”,以舆论推动变革,表现了民国知识分子儒家传统文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道救世”情怀。这和今天被完全控制、只能看上面眼色采播新闻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中国媒体真是恍如隔世、令人感叹!而民国报人办报坚拒政府“政治资金”更是怎样道德坚守和轻财重义,即使今天海外华人个体办报大多数都无法抗拒的中国政府以中侨办名义资金赞助,我们怎能不景仰民国知识分子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民国在大陆的短暂历史

当然,民国在大陆的历史不过短短38年,她并不是国泰民安、风花雪月。前15年是北京北洋政府治下,后23年方为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政治上暂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临时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外交上通过外交途径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建立联省公路和粤汉、浙赣、陇海等铁路干线。建设分布广泛的通讯设施。改革银行,统一币制,扩大工业农业发展,使工业增长率达到7.7%以上。积极立法,促进刑法现代化。改善民生生活,提高国家教育学术文化水平。尽管期间国民政府还在为政治上统一中国而进行着中原大战(1930年5月至11月)和在赣西南山区的进行剿灭共产党的五次区域战争,但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都在快速地、良性地向前发展,因此1927年至1937年被誉为“黄金十年”。而国民政府真实而有效地进行国家建设其实也仅这“黄金十年”。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正本,国史馆典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随后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中国的各项建设被迫中断。此前,由于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巨大,政府一再推迟与日方全面的正面冲突,为的是中国建设发展需要再多些时日、再多做些准备。可惜,1937年中国被迫进入持续八年的、几乎导致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抗日战争。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6年短暂的和平不过一年多,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统治权随即再次陷入内战。至1949年国民政府兵败退守台湾。

民国没有消亡

至此,民国在大陆地区渐渐远去。她消失在中国大陆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在中国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始国家政体模式的试验摸索(1948年刚开始进行宪政),还未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发展民族工业,还没来得及进行温和的收买土地政策,解决农民土地需求,更别提实现正常国家的军队国家化,所有的目标、问题和积弊尚未开展、未能实施和还未解决,民国就已经被迫仓促在中国大陆降下帷幕。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国的遗恨,也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错失施行民主宪政的良机。

当然,民国并没有消亡,民国在台湾留存下来,并逐步实现了她在大陆未竟的事业。

台湾开始民选

民国政府在退守台湾后,首先痛定思痛地整党,清除派别,重新整顿各级国民党组织。第二,整顿军务,彻底整编军队,建立军队政工、军校制度,显著提高军队纪律、战斗力和军人福利。第三,在政治上施行威权统治,实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冻结宪政体制。

同时从1951年起,国民政府开始逐步实现地方自治,省、县、市议员和省、县、市长实施民选,在地方试行民主选举。第四,主持进行非常成功的土地改革,以“三七五减租”和“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方式(而不是同时期中国大陆的暴力镇压强行消灭地主,夺取土地,再用农业合作化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走),民国政府做到了农民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耕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稳定了农业发展。同时,政府成功的土地改革也使参与土改的地主转型投入国家工业建设,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带动了台湾民营企业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为后来形成加工出口导向产业模式和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奠定基础。

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而与此同时,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面临着几乎没有间断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整肃着整个中国社会,到1966年更是发动了登峰造极的、历时十年的、全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华传统文化遭到空前毁灭性的摧毁,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了对岸举国上下掀起的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彻底破坏,针对于此,民国政府在台湾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得以完好保存。所以,大陆作家韩寒到台湾后感言:“我们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

后来的民国就众所周知了,1987年放开“党禁”,再取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民国在台湾逐步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终于实现了民主和法制,也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宪政梦终于能在中国的台湾实现,这让中华儿女备感欣慰,尽管这迟来的宪政仅在中国的台湾实现,尽管今天台湾政坛还有各种弊端和问题,但这是台湾从专制转向民主的初长期,她需要时间和历练才能达到西方宪政的成熟。这些不复赘言。

家族先辈的历史

我个人对民国史很感兴趣,这其中还有家族先辈的历史渊源。我从未谋面的外祖父郭新香、外祖母陈锡圭的人生足迹就常令我蹉叹不已。外祖父的父亲曾外祖父出身贫寒,据说年少兄弟分家时分到的家产仅是两根半锄头。曾外祖父就凭借着勤力、节俭、脑筋灵活的本质,给富人种地,想方设法提高收成,克己克俭地积累财产,再利用农闲时间做些小买卖,日子渐渐殷实起来,后来置下不少田产、盖宅、、经商、娶妻,家境日渐好转。

外祖父在已经富裕的家庭出生成长,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毕业于福建省立福州师范学校,后就职于家乡闽清县教育科任学监。外祖母出身于家境富裕的基督教家庭,其父是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神学院的职业牧师,同时在古田、闽清两地任教职。年轻的外祖母受到良好教育,毕业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受教会委任,至闽清县一所教会小学任校长。两个年轻人因工作机会相互认识、自由恋爱,后按新式婚礼举办了西式的结婚典礼。

婚后,外祖父调任闽清县金沙乡中心小学任校长。抗战爆发,民族陷于水火,国家置于危难,怀抱抗日救国意念的年轻的外祖父弃教从政,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政干部培训班”,从此在仕途上任重道远。毕业后先后任职永泰县教育科长(即教育局长)、绍安县教育科长、连城县教育科长,将乐县田粮处副处长、古田县田粮处处长,古田县县长。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的外祖母一边随着丈夫各地任职搬迁,一边尽可能地在当地学校任教,实践着自己教书育人的人生理想。抗战胜利后,外祖父调任长乐县田粮处处长,后任长乐县县长。

1949年,已经卸职定居福州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人生抉择。同事同僚亲朋好友本能地劝说去台湾,既曾是民国政府职员,理应随同政府去台。再不济,暂去香港也可。外祖父毕竟是深浸传统文化的文人,踌躇再三,还是故土难离。他以为自己虽任职过民国长乐县县长,但从政以来清白坦荡为民,新政权不会错冤黑白。所以他选择留在福州。

50年代初期,外祖父被推荐参加政协,但后来土改、三反、五反等不间断的政治风暴旋即接踵而来,他和家人的福州房产没收了,被强行驱赶迁回闽清县农村故居。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外祖母回乡前担忧地问外祖父,“回故居后怎么生活?”“我们可以从事本行教书”,外祖父故作轻松回答。但故乡也早不是原来的故乡了,回乡之后未曾预料的更大的苦难正等待着他们。乡下房产已被他人占住,只留下两三间房屋为回乡的他们一家蛰居。外祖父母在农村学校里再次开始教书生涯。不久,书也不能教了。在受到极度难忍的屈辱对待后,温文尔雅但血性刚烈、傲骨绝尘、宁折不弯“士”之精神的外祖父,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弃世而去。去世时这位曾经的民国县长年仅四十余岁。同样年轻的外祖母也在两年后含恨病逝。留下的最小的孩子年仅两岁。这是祖辈的民国经历。

民族的精神和信仰

其实,外祖父母人生最后的苦难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没有随旧政权离去,而选择留下来的中国人的时代悲剧的缩影,在那时期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我景仰我的外祖父母,他们身上留存着民国时代人特有的气节、当担、自尊和傲骨,那是血性民国的精气神!

统治的车轮可以将个人命运吸纳卷入,并碾入其中,隆隆向前。那些留下来的在大陆动乱年代的民国知识分子,肉体虽被消灭,但柔弱的身躯迸发出来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风骨和气度让专制、让独裁、让极权、让暴力的社会背景在那个年代都显得暗淡无光。

民国并非盛世,她也弊窦丛生,但今天的我们如此地缅怀民国,不是民国是理想完美的,也不是已在新政权下成长的我们渴望回到民国。而是我们在寻找,寻找我们曾经拥有而后来失去的传承――信仰与道德,精神与风骨,自由与民主,批判和继承,宽容与尊重,科学与实证,人权与法制,职责与使命,道义和担当。失去这些,今天的我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可以全民拜金,道德无底线沦丧,可以人人自危,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奉行享乐。这样的我们别说“强国梦”,整个国家的国民“人格”都是病态扭曲的,何谈“强国”?

没有一种怀念是无缘由的,遗失的和丢弃的都已然留在了1949。拨开不算久远的岁月迷雾,我们知道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会被遗忘,因为遗留在民国的我们民族的精神和信仰,是我们心中永不消弥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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