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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疫情之后的澳大利亚和中国

Richard Maude 2020 年 5 月 23 日
兵马俑
肺炎疫情将改变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但不会改变那些基本的鸿沟。这场流行病不会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抑或地缘政治野心。(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在外交领域中,由危机所引发的“断路机制”往往会成为天赐良机,让各国把过往的龃龉抛之脑后,聚焦眼下共同的紧急目标。

但对于这场全球流行的肺炎疫情来说,这一规则不再适用了。在国际范围内,齐心协力遏止疫情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在相互指责和仇恨的狂潮中全然湮灭了。

澳大利亚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主张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再次加剧了澳中关系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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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主张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再次加剧了澳中关系的紧张局势。(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在病毒起源调查一事上的分歧,毫无疑问的代表着澳洲处理对华关系面临的巨大困难。

这种挑战是艰巨的,而且将变得更加困难。

令澳大利亚感到头疼的,不仅是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也变得更加独裁、更加陷入共产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狂热。

中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与澳大利亚的利益和价值观经常发生冲突。

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间的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肺炎疫情将改变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但不会改变那些基本的鸿沟。这场流行病不会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抑或地缘政治野心。

澳大利亚政府无法忽视与中国之间巨大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以及中国今天的所作所为为两国关系构成的难以避免的限制。

但是,基于本国利益角度考虑,为了防止澳中关系陷入永久性敌对状态,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行为寻找双赢的合作空间,支持贸易的开展。在保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同时,致力于使决策附带的经济代价最小化。

疫情不会改变的事

中国早期处理疫情的手段饱受诟病,其在全球范围内瞒报疫情并利用社交媒体制造舆论分歧的行径也招致了普遍批评。但当面对批评声音时,中方的回应简直“暴跳如雷”,让许多中国事务观察者感到吃惊。

中国在蛮横无理地行使它的意志力,完全无视正常的外交限制,也毫不顾忌会损害到自身的声誉和国际关系。

中国的外交官员们被鼓励要表现出他们的“战斗精神”,这与中国国内长期宣传的在国际社会中“奋力拼搏”争抢一席之地的口径相一致,而这种口径所描绘出的是一个经常怠慢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体系。

对于川普政府来说,让火力聚焦到中国身上自有其益处,因为华盛顿在这场全球流行病的打击下已自顾不暇。

即便如此,北京派出的的强硬派外交人士也必须意识到,关于这场疫情的激进误导性宣传已经让误信了谎言的许多国家品尝了苦果。因此,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对这种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进行可信度核查的声浪,只会与日俱增。

北京处理这场疫情方式的最终结果,将会是进一步削弱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对其的信任度。

即使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事态中,中国在台湾海峡、东海、南海等地区仍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强硬的立场,并对最近发生在香港的一场大规模逮捕行动表示了支持。

现在还不清楚中国这样做是否是先前战略计划的延续,还是旨在加速推行其精心策划的区域扩张计划野心。

无论是哪种可能,中国都在愈加公开化的寻求建立北京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渴望令各国尊重其利益并臣服于其权威。“一带一路”倡议等野心勃勃的项目,就是针对这一目标服务的。

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通常会使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因为我们鼓励广泛的发展印度与太平洋地区的多极化和政策弹性,以平衡中国的势力。

同样来说,中国日益严格的网络管制以及无法容忍任何内部异议乃至任何形式的存在差异,将成为持续制造矛盾的根源。

例如,莫里森政府对中国有计划的根除维吾尔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做法表示关切,这与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是一致的,但这仍然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巨大反击。

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北京会改变它的回应方式,而让澳大利亚保持沉默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

澳大利亚还将继续做出关于本国事务的相关决定,以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尽管这可能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声誉、利益和中资公司利益。

我们不会改变反对外国干扰的政策,也不会改变把中资公司排除在澳大利亚5G网络建设项目之外的原则。这些话题是澳中双边关系近期最大的争议点,但政府的决定已然获得了正反两党的共同支持。

中国共产党势力对澳洲公立机构和私营公司的渗透影响,将继续推动我们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并将限制中资公司在澳洲科技界和部分经济领域中的参与程度。

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公司和学术机构也正在努力应对由这个日益专制和自负的一党制国家所带来的其他难题。

例如,如何确保在我们国际研究关联方面的正当性,如何保护大学校园中的言论自由,以及如何对一些新技术施加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比如针对某些具有潜在的军事应用能力或可能导致人权危机后果的新技术,包括监控和面部识别技术在内)。

中国反对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但这个国家本身的斑斑劣迹,包括其产业化的网络间谍活动和试图使批评者噤声的强暴手段,都让互信关系的建立变得如此难以实现。

展望未来:可能性的艺术

最近,我们的政府官员们已经认识到,澳中关系将建立在比过去存在更大差异的基础之上。

两国的合作空间已经缩小。冰冻的政治关系需要更强大的耐心和包容力,去接受这种敏感、脆弱的关系。争端很容易在任何问题上频繁爆发。

这就是澳中关系近期的“新常态”。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建立开放合作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但在应对有关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威胁时,也要保持警惕、做到切合实际且头脑冷静。

考虑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勃勃野心,我们甚至有理由要质疑,这种已经愈发局限化的双边关系是否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对澳大利亚一些利益领域施加的威胁正在加剧。这场流行病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趋向白热化。美中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北京方面也从不接受澳大利亚向其提出的某些政策行为相关的真凭实据的担忧。中国一贯的僵化立场是,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是澳大利亚的过错。

中国希望澳大利亚改正自身错误的要求(即屈服于中国立场的要求)常常伴随着一种或多种威胁性后果,而中国永远对澳大利亚寻求互利合作的提议置若罔闻。简而言之,中国不愿意采用我们提供的建议。

这些累积下来的压力有可能促使双边关系发展为一种“新新常态”——一种永久的对抗性关系,使双边和多边合作受到严重限制,也会使经济关系的部分领域面临常规威胁。

我们是否会走到这一步,不仅取决于堪培拉处理双边关系的能力:在不损害重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我们的行动空间着实有限,而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动向很大程度上隶属于我们无法控制的范畴。

尽管如此,对澳大利亚而言仍然存在尝试努力的可能性,哪怕这依旧很难。

中国构成的挑战是巨大的,但还没有严峻到必须让澳大利亚妥协所有其他利益的程度。现在就做出妥协,会高估中国势力依照自身利益重塑世界秩序的能力,并低估澳大利亚自身的适应性和国家实力。

与中国进行互利合作的空间可能已经缩小,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无法使重大的全球挑战问题获得解决。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开放、长期食品安全、能源和气候变化,甚至未来的抗击疫情战役方面,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竞争性关系恶化到无法使采取集体行动应对重大全球挑战成为可能,澳大利亚也将受波及变得更加贫穷,适应性也将减弱。

肺炎疫情扩大了人们对澳大利亚依赖着日益专制的中国的辩论视野。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关键产品领域,我们应实现技术和材料的自给自足或供应链的多样化。但是,制定这样一份清单应是有针对性的,并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支出。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大部分贸易活动将继续由强大的互补性驱动。仅仅谈论寻找新市场很容易,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很难做到。即使在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下,中国仍将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我们经济繁荣的重要来源。

确实,与澳大利亚的其他主要亚洲市场伙伴相比,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从疫情中复苏的更快,更强劲。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思维定势。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面对胁迫时要坚定不移,认识到这种贸易关系并非所有要素都易于受到要挟报复,此外还要为可能受到影响的领域制定强有力的应急计划。

与自命不凡的的中国处理关系,澳大利亚需要具备长期的耐心、一贯的立场和稳健的政策。

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对公共信息进行监管并不总是容易实现,但却是有必要的。而且,并非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与我们对北京方面采取的行为和立场是对等的。

完成这项任务更加艰巨,因为中国正在以一种永远不接受别人意见的方式进行外交。这虽然削弱了中国自身的力量,却正体现了威权主义的本质。冷静决断而非愤愤不平,才是更好的回应方式。

与其在世界其它地方的所作所为一样,中国也会寻求扰乱澳大利亚社区、社会中的元素,使它们变的相互对抗。如果联邦、州政府和企业都能抵制这一明显的圈套,并围绕一套切实可行的关系目标达成全国共识,澳大利亚将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更多的协调利用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或其他高层机制,可能会有助于使联邦和州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加一致有效。

澳大利亚各州和企业不应停止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但它们应对与当今中国打交道的风险以及联邦政府就双边关系做出决策的原因,具备清晰的认识。

新的澳中关系国家基金会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设立该机构的部分目的是使澳大利亚政府和企业团结起来,找到能够使两国受益的新型经济活动。

该机构的早期优先事项可能是与企业合作,以支持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恢复。例如,旅游业和国际教育业如何在疫情过后的世界中重新启动?

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与中国建立一种可行关系仍然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既有助于维护澳大利亚主权,也能为全球性的关注问题找到合作空间,并可能使一些高层政治接触获得恢复。这样的关系不是充满温情的,也仍旧会存在麻烦。但是,这比永久性的陷入彻底的敌对状态能更好的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服务。

可以理解的是,一些澳大利亚人,尤其是那些经济关系中的重大利益相关者,会从澳中关系中期待的更多——也许是回到霍华德时代,那个时候商业活动与国家安全、人权议题及其他问题领域分的很开。

但是,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如果认为上述假设还有可能,那是因为忽略了当今中国的现实,也无视于澳洲各级政府为保护本国的主权、安全与繁荣所作的任何长期性努力。

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是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亚洲社会政策(Policy at Aisa Society Australia)执行董事。

哨子声明:

原文链接:Looking Ahead: Australia and China after the Pandemic

首发于Asia Society Australia网站,作者:Richard Maude

翻译:哨子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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