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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旧梦哭永烈

王 亚法 2020 年 5 月 19 日
小灵通叶永烈
小灵通,叶永烈(图:哨子传媒拼图)

昨晚微信圈的朋友传来消息,说叶永烈走了,我顿觉有些突兀,记得他是一九四零年出生的,比我大七岁,还年轻啊。随即我给他夫人杨惠芬老师挂电话,电话是一位女学生接的,说杨老师悲恸过渡在休息,我不便打扰,只请转告“节哀顺变”,便惆怅挂断。

我和永烈兄相识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进少儿出版社工作,社领导安排我帮戴山同志筹办《少年科学》杂志,联系有关部门,走访老作者,记得刊名的书法,是我持了社里的介绍信,请上海画院周慧君和钱茂生两位书法家写的。他俩各写一条,选用时因嫌周慧君的字太娟秀,就选用钱茂生的。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少年科学》终于出版了,因为戴山当过“上海出版系统造反队司令”属三种人,不能当领导,科长由江南造船厂工人出身的黄廷元担任,总编是张伯文,我当科学幻想和科学小品方面的编辑。

《少年科学》创刊号的第一篇“科学小说”是由叶永烈写的“石油蛋白”。我们在讨论刊物专栏时,考虑到用“科幻小说”这个名字,可能会有资产阶级浪漫之嫌,所以栏目名用的是“科学小说”。

《少年科学》杂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进少儿出版社工作,社领导安排我帮戴山同志筹办《少年科学》杂志。(图片来源:晓宇)

叶永烈的“石油蛋白”,是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此稿发表后,曾经受到一位极左者上纲上线的攻击,诬说有政治背景和阴谋。在这场争论中,我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写下了《棒喝可以休矣!》一文为他辩护。以致他在二零一二年,为我《半空堂记游》一书写的前言中还提及:

“亚法为人正直、热情、快人快语。由两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一是我的《石油蛋白》成了十年浩劫中唯一公开发表的中国科幻小说,居然有某位‘左公’怀疑这篇科幻小说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亚法得知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在1982年7月5日写下《棒喝,可以休矣——陈述一些历史事实》,依据自己的亲历的《石油蛋白》发表经过,用事实予以痛斥……”

那时《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也开始编新版,叶永烈在学生时代就是该书旧版的作者,听说编新版,他经常用自行车载来一大摞一大摞的稿件,发黄的稿纸,粗犷的字迹,数量颇为惊人,以致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有相当的篇章都是叶永烈的文章。原来他在十年动乱中,没有误入歧途,浪费才华。编辑部的好几位同仁都忙著为他编稿。大家惊叹他的勤奋和明智,倾佩他的远见和冷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国科协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我作为年轻的科幻作家被邀参加,同时参加的有郑文光、萧建亨、童恩正、刘兴诗……我们八人聚在一起,由叶永烈执笔,写了一首长诗,登在六月一日《文汇报》的头版。

可叹的是,当年参加会议的科幻作家,除刘兴诗和我之外,其馀的都过世了。

记得会议结束前的一天晚上,高士其前辈在上海大厦的住所接见了我们。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和简毅一起把《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样书送往他家中,简毅是该书的封面设计美编,他为此得了全国装帧一等奖。

那时叶永烈住在漕溪北路500弄,一条破陋巷子里,房子很小,进门是一张台子,台子后就是床。我俩把书搬进屋里,杨老师热情地从床底下搬出西瓜招待我们,临走,还塞给我们一大把大白兔奶糖……

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他漕溪北路500弄的地址,是因为那时候《少年科学》的稿费和样书都是我寄的。

九十年代初回国,永烈兄嫂多次请我去徐家汇附近的“和记”吃饭,某次在桌上他跟我提起,有一家电讯公司,请他在同意书上签名,用“小灵通”作为手机品牌的冠名权,他同意了。我问他们给你专利费没有?他说没有。我说生意人不该欺负读书人,他们应该付你专利费的,他哈哈一笑说,别人也这样给我讲,并不介意。

叶永烈
叶永烈。(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一九七九年由于李政道的提议,安徽科技大学设立了少年大学生班,老社长陈伯吹亲自带队,由戴山和我陪同,邀请叶永烈等四人前去采访。

在安徽大学,叶永烈带我去见他的老朋友温元凯先生。

《安徽日报》知道叶永烈来了,向他约稿,因第二天一早要见报。半夜报社派摩托车来招待所催稿,只见他躲在房间里,用复写纸夹在两张稿纸中间,一式两份,奋笔疾书,倚马可待,出笔之神,令人惊叹。

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掌权,那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政治环境最宽松的年代,有关方面知道叶永烈居住困难,掌管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亲自批条给上海房地局交办,按理说有这样级别的批示,永烈可以挑选好的地段,但是他只在原住址附近,选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房。

房间小,藏书多,那时他的两个儿子叶丹和叶舟也大了。他把阳台封死做书房,两个孩子同住一间房,住所依然很逼仄。新居的装修得非常简单,至今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贴在书橱上,方毅赠他的一条题词,字幅不大,是用硬笔写的。

搬进新居后,我在他家中吃过一次晚饭,那时他母亲也在,饭菜是老太太做的,大碗盛菜,非常朴素,老太太母仪风范,非常和蔼。

晚饭后,孩子回房做功课,到了七点钟,他喊:“出来看晚间新闻。”孩子们非常顺从,一声不响出来,看完新闻后,他又喊:“回去做功课。”孩子又乖乖地一声不响,回房间去了。

虽然我和永烈很熟,但很难用文字描绘他的表情,他举止庄重,不苟言笑,但不苟中,又带著几分诚恳的微笑,微笑中又蕴藏着热情和睿智,似乎和他的禀赋一样,学理科出身,又有出色的文科天才,我凡胎肉眼,说不清。

有一次我和杨老师谈到对孩子的育,她说:“一个家庭有个严父非常要紧,如果家中父亲没有权威,孩子很难成材,我做老师,这样的家庭我见了很多。”

他们的两个孩子,叶丹和叶舟都非常优秀,一个由美国GEC公司派驻在台北,一个也在美国的大公司担任重要职务。

说到永烈的成就,少不了杨老师的功绩。

前些年我去他天钥桥路的新居,的客厅里挂著两条书法挂轴,一条是陈伯达的墨迹,他指著另一条说,这是杨老师父亲的墨宝,老人家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

一番寒暄后,他俩陪我参观了“沉思斋”书房,永烈指著书橱里排放整齐的文件夹说:“这些都是这些年我俩去世界各地采访的录音资料和照片,是她帮我编号整理的……”语句中透露出无限深沉的爱和感激。

杨老师高兴地指著写字台上的电脑和打印机说:“亚法,现在永烈的文房四宝改朝换代了。”

他俩陪我去楼上,到用游泳池改建的书房里。永烈取出一本四角翻阅得卷起的《巴顿传》说:“叶丹小时候把这本书看得滚瓜烂熟。他到美国GEC公司求职时,总裁面试,问他,你知道我们美国有个巴顿将军吗?小丹把巴顿将军的故事背了一遍,高兴得总裁当场拍板,并派他做亚洲部门的总经理,常驻台湾。”

离开他家时,杨老师指著桌子边的几瓶酒说:“朋友送来的,永烈不喝酒,亚法你拿去喝了!”我看见其中还有茅台,自然就却之不恭了。

二零零七年五月,永烈夫妇来澳洲做讲座,在悉尼时,我陪他俩参观景点,看到他俩并肩携手,一路细语的时候,我暗暗羡慕和祝福他俩执子之手,与子皆老的幸福晚景,同时脑子里浮出一道公式:(1+1)=∞;(1-1)=0。一对志趣相投的夫妻共同奋斗,绝对可以建立一番大事业,而一个夫妻志趣相悖的家庭,一定是一事无成。

我一九八八年出国后,知道叶永烈改写文物传记了。他作品喷薄,硕果累累。但盛名之下,谤也随之,我回国和个别所谓的作家朋友聊天时,他们满脸不屑,有的甚至以正统文学自居,揶揄他的作品文学性不强,没有创作性,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我只用一句话回答。若干年后,或许你们的作品统统将被扫入垃圾,甚至被后代嘲笑,而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和纪实作品将还会有人翻阅,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曾经印刷三百万册,影响过一代小读者,这就是明证。 

《小灵通漫游未来》
叶永烈的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图片来源:书籍封面)

叶永烈留下作品可用浩瀚二字形容,且不说他采访陈伯达、胡乔木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留下了文字和录音,也不说他的《四人帮兴亡》、《江青传》……更不说他影响一代人的科幻故事,光说他顶著极左思潮,敢于采访傅雷家属、马思聪家属,介绍梁实秋等一系列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将是功德无量的。 

老友孙树棻先生,曾经跟我谈起过上述问题,他很赞同我的观点,他说:“我在作协开会时,跟这些尽磨嘴皮子的人争论过,千说万说,叶永烈的勤奋是你们远所不及的,他写的数千万字,就是叫你们抄,你们都没有这份苦功!”

在一个朝晋暮楚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求生是不容易的,如鱼饮水,冷煖自知,每个时代的冷煖,只有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知道我文笔锋利,壮怀激烈,曾私下跟我说:“亚法,写有些事情要述而不论,多记录事实,少发表议论,议论留给后人,一旦丧失发表权就犯不着。”这是多么委婉和机智的忠告呀!

我和永烈的最后的联系是,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我在上海发了个Email给他:“永烈兄:好久不见,谅必兄嫂都安好?我近日在上海,29日返澳。不知你在上海,还是在海南岛避寒,如方便,约时来拜见你。”随即,收到他的回复:“谢谢,我因赴美劳累,目前住院,容日后见面,祝春节愈快!”接著又发来了一篇小文《不言当年勇》,文前加了句跋语:“摔了一跤,把我摔醒了,明白了老之将至。”

去年,我在微信上看到,永烈把藏书和采访资料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上图做了个“叶永烈专藏”,欣慰的是,他多年的收藏的书籍和资料,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归宿。

我和永烈兄相交四十馀年,要说的花絮很多,但随著记忆的衰老,渐渐地朦胧了。他和我的通信至少有近百封,都是手写的,可惜我出国时,都留在办公室没带走,当废纸处理了,现在想来殊为可惜,否则也可以归入他的专藏中。

虽然在最后的Email通信中,我知道他住院,总以为他只是从美国回来,旅途劳顿,休息一阵就会康复,他毕竟只比我年高七岁,人生八十小不算老。下次见面时,还想和他商量,共同出资,仿效陈伯吹老的“儿童文学园丁奖”,成立一个“科幻小说奖”,鼓励和提携写科幻小说的后进。不料他遽然走了,而且走的时辰这么不巧——瘟疫期间,而我被囚在悉尼家中,不能前往吊祭。

呜呼哀哉,永烈兄,百般无奈,我只能在地球南端,遥望故国,你不沾酒,只能一酹咖啡,为你送行了!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七日于半空堂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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