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子传媒
zh-Hant

习近平刍议

袁原 2020 年 6 月 17 日
习近平
无论习近平的最终结局如何,迄今为止的他已经在历史评价中定格。(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2012年登基的习近平,恐怕从无像今天这样感受到四面危机,腹背受敌。尽管在官方的宣传上,他仍处于全党核心,一片赞扬,唯他为瞻,但底下暗流涌动,朝野两界的议论和批评,再木讷的他也警醒地觉察到他已面临执政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切足以动摇他的统治基础和掀翻他的权力宝座。

分析习近平的仕途,从河北正定县的县委书记起步到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转展福建,二十五年官场从无听说有过什么亮眼和骄人的政绩。倒是在厦门副市长任上,因名声不佳,因此没能通过厦门人大等额选举所需的50%选票,而被调到宁德。其次是习近平仕途中几个关节点的变动,均非靠个人才干或正常的组织调动,而是另有隐情。大学毕业当了耿飚的秘书靠的是父亲的关系。离开耿飚到河北正定县也并非是主动到基础锻炼,而是想凭习仲勋的关系以得到当时河北省委书记高杨的照顾谋求升迁。可偏偏高扬看不惯习近平这种没有经验却依靠人脉空降而来的人,拒绝了习仲勋的托付。河北几年,习近平觉得升迁无望,又由习仲勋托了胡耀邦,再找到中组部副部长李锐,才成功包装后到厦门,背靠项南任职。至于后来官升浙江省委书记至上海市委书记直到中共高层,更非个人的政绩,而是中共高层内部黑箱作业的结果。

当年习家在推举习近平入仕时,习远平曾对人说习近平鬼点子多。在目前中共僵化的体制和不透明运作方式下,我们尚不清楚哪些政策是中共体制所然,哪些政策源自习近平的想法。而习近平的前妻曾在不同场合下分别讲到习近平三个特点,一是固执,二是会顺着别人说话,三是会说假话。这三点笔者无从证实,但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前后的判若俩人确实是让当初挑选他的人看走了眼,其中原委,也许我们可从柯氏对习的评价之中看出一点端倪。

习近平
习近平。(图片来源:Kazuhiro NOGI-Pool/Getty Images)

时政评论家倾向于认为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成果简之为反腐和军改。反腐是王歧山所为多无疑义,但不少人以军改之难来证明习近平的魄力和能力。尚若孤立地看也许如此,但如细析,一是军改方案早几年就以模仿美国军队建制兰本而生,只是前任党魁遭遇军队强烈反对而搁置一旁。碰上王歧山反腐形成党内风声鹤唳地高压政治氛围,加上刘源单挑徐才厚郭伯雄打开的缺口,军队高层在高悬的反腐利剑下,已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此种天赐良机,习近平借此推出军改,自然无人反对,可谓顺势下山摘了一个桃子。实际上,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最大成果是揽权,通过建立十来个领导小组一步步将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及外交,全方位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中枢,而这一切的成功,没有王歧山的大刀阔斧反腐是不可能一掷而就的。

习近平的执政蜜月始自中共十八大,止于中共十九大。离开了王歧山之后的习近平,十九大之后则是步步昏招,先是袒护北京的蔡奇,接着修改宪法,实行国家主席任期无限制,为长期执政铺平道路,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了皇帝的新衣。中美贸易战则是以拒绝履行加入WTO时承诺的蛮横,不愿向美国认错。接着是对中美双方实力判断失误,高己低彼,认为美国不敢跟中国较真。在川普不断提高关税的压力下,决策失误,反反复复,反悔无信,历时22个月,最后还是签了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让步协议。香港问题也是如此,看不清香港人们的真实诉求,对一国两制添加私货,变相修改,直至彻底撕毁。年尾岁初的武汉疫情,不管你事后做了再大量的工作也丝毫不能掩盖习近平最初处置严重失职的原罪,更别说尔后默许将引爆疫情的根源栽赃美国的战狼外交。说到底,越是把浑水泼向美国,越是把美国描黑,也越能减轻中共的责任,进而掩盖习近平的责任,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了习近平的认知障碍和处事能力。

习近平在处理国际问题事务中丝毫不懂得妥协的艺术,毫无弹性和想像力,只会一味不计实力地毫不妥协。中美贸易谈判中,不了解当西方人向对方表示一种善意,作出一种让步和承诺时,他们是把谈判看作一种交易,他们希望用他们的让步和善意来最大限度换取对方的让步和回报。而习近平及中方团队却以东方人的狡黠揣摩美方的让步,误认为是美方的软弱。每次当美方表示出一种善意的让步时,中方却认为是美方底气不足,中方就趁机提高价码,结果是每次中方的加码逼得美方逐步提高关税,明明是最初可以花最少让步求得安宁的事,却要死撑硬顶,结果搞得满盘皆输里子面子都丢了。

习近平有无本事还可以从他的用人之道来反证。慧眼才能识珠,

有本事之人才会选择有本事的人。远观毛泽东和蒋介石,麾下人才众众。近察邓小平和朱熔基,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但习近平挑选的之江新军,十九大后中国政坛上从无看到他们的出彩,相反却是北京的蔡奇笨拙地在北京推出清除外来人口,整治安全隐患和拆除北京建筑危楼顶牌匾三斧头,结果是民怒人怨,一片反对。知识界人士呼吁严重违法乱纪的蔡奇“立即辞职,以谢天下”。重庆的陈敏尔不懂经济,将好端端的重庆经济从全国GDP增速的冠军,滑铁卢低至全国平均水平,拙现毫无经济管理之才。遍观习家军,除了紧跟习近平表忠心外,无人能超越中共官场的平均水平而呈交亮丽的答卷。

习近平曾公开称道蔡奇对父母的孝敬,他也偏好选择那些曾经去过西藏工作的干部,如上海的杨晓渡。如从习近平个人品性分析,也许他的尊敬长者之禀性促使他看重那些厚道之干部,而淡化了干部的执政能力。或是他根本就看不出甚至不懂当职者的能力,只愿选择那些愚忠于他的人。处于中共总书记的位置,对下属干部稀有的点评往往反映了此干部的特点和上属对下属最重要方面的肯定,同时也折射出习近平本人的特性。作为个人的孝道和禀性,仅仅涉及习近平的家庭,但如将此移位于国家的选人和治理,以致误选无能之辈,那将是对全中国人民的不敬。

习近平水平和能力的强弱还可从他与强势人物的关系作一判断,刘源为扫除军中徐才厚郭伯雄立下汗马功劳,却被习近平解甲归田。借着王歧山的反腐,习近平才有了第一个任期的政令畅通和人气大升。十九大后王岐山转任国家副主席,也跃跃欲试中美贸易谈判和其他事项,但习近平则趁此将王岐山束之高阁,辅以花瓶之用。更为防范的是直接将王歧山的钱袋子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从私有重新纳入地方政府的直接占有。如果不是惧怕彼二人的锋头盖过习近平,何以解释王刘二人被冷落的原由。难怪有人认为习近平妒能嫉贤,手下用的尽是学历差,能力差的所谓厚道低调之人。

在习近平的一尊地位和不得妄议中央的高压政治下,中共官员和各路智囊自然是一意奉承,溜须拍马,真情未能上报,方案尤为欠佳,加上本身认知有限,决策更是昏招迭出。透过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作为,可以愈来愈清晰看清在经济政策上,习近平更多地偏好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视市场经济为不得已的一种补充。对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措施虚与委蛇,对邓小平时代的一些改革政策借消除负面影响而弃之不用,借此宣泄对邓小平的不满。

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习近平骨子里是一个沾染了一些改革色彩的彻头彻尾的毛主义信奉者,他任期内的所为可说是“吃改革开放的饭,砸改革开放的锅”。坐享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却误认为这是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直至盲目到四个自信。在经济上缺乏见识,不思进取,推行更深层次的市场经济要素改革,相反却对外大撒币,强力推行指导思想错误和毫无成效的“一带一路”,用金钱外交去堆砌虚拟的世界领袖梦境。

在目前的中国政治生态下,习近平牢牢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党内高官们的生死大权,但他还是不放心党内同僚对他的忠诚。习近平最担心的还是党内反对派利用党内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在合法的程序内,以公开的方式在党的会议上向习发难,并求得党内多数票来指责甚至罢免他。当年毛泽东也是担心党内高层会利用这种合法机会赶他下台。无论毛和习都清楚,他们是不可能阻止和废掉这块所谓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遮羞布,以达到封口党内反对派的目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党内反对派私底下的串联和在党内会议上发声。习近平曾对政治局常委说,“有没有‘反习集团’?可能有。有没有‘反习疫情’?我看有。”既然人人都想搞我,我就要密切注视人人。为此,年初成立的公安部特勤局的重要职能即要让“一把手习惯在监督中工作和生活”,以阻止党内高层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私底下,甚至在家里对习的非议和串联。以形成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噤声的气氛。说到底,就是要把公安部特勤局建成一支直接听命于习近平,类似于纳粹党卫军或前苏联内务部的党内警察部队,以实行对党内高层的直接监控。要达到此目的,搬掉原先虽已离开公安部一局但还留有影响的孙立军,借此清洗整个公安部,变公安部为习家军,就成为必要的一步棋。不仅如此,中共最近又推出二十不准,以彻底杜绝和封杀一切不利于习近平的言行。

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所有公开的反习声音均被消音,中共党内反对派仅剩的操作空间即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党内高层主要是中共退休政治老人,利用中共党内所谓的听取老同志们意见的方式,向习近平发出一些时大时小的责难。这也是近两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和期后,中国舆论宣传上偶尔变调的图解。但时过境迁,体制未动,党内退休政治老人这种隔靴搔痒也就烟消云散,习近平依然唯我独尊,我行我素,哪怕是习最亲近的人和他的分道扬镳。

就习近平本人而言,他的认知水平首先表现在他看不懂二次大战后整个人类发展的趋势,不理解普世价值的意义所在及民主政权和专制政权的根本优劣。早在2008年,他就公开视西方对中国民主及人权现状的批评为“吃饱了饭没事干”。如果习近平有此眼光,即使他的执政能力有限,如有良好的班子加以辅佐,那中共的政策还不至于太走样。偏巧习近平不单眼光拙劣,能力也一般,更不会用人。更令人感叹习近平水平的,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造成当今中国种种困局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所谓的一尊地位及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造成的,可习近平既然熟视无睹,自以为是,冥顽不化,一根筋走到底,这就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行。这不由使我想起普列汉诺夫所言,历史人物之所以影响历史,只不过“他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些”。

中共目前的专制僵化体制决定了他们可以将一个毫无治国理念和才干的平庸之辈推上历史舞台,却不能将他塑造成一个经天纬地之材,更难于将他置于人民的选择去留之中。体制的改变是一个比人的去留更复杂和牵涉到整个中国国运的根本性问题。

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淡化了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即使没有这两大因素,中国经济也正以自由落体式下坠的方式不断刷新人们的眼界,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带来的冲击只是一种加速度。只有当中国经济本身痼疾的最终严重后果转化成广大民众最直接的生活感受,他们在改革开放中享有的成果被稀释,积累的财富被蒸发,愈来愈少的个人自由被消除至近乎窒息的地步。也许在那时,一个偶发事件的引爆,演变成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上街的社会危机;或者,党内反对派借势作局,挺身而出公开发声,以党内合法的会议形式公开剑指习近平。此时此刻,一切底线思维的方案恐均无济于事。任何武装力量面对这熊熊烈火,在千百万民意面前,他们甚至不敢镇压,相反会胆怯和沉默,更有甚者会掉转枪口。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历史或许正在昭示这一进程。诚然,如果贪图小安缺乏国家良知和勇气的芸芸众生甘做缩头乌龟,加之党内高层也是明哲保身,甚至还为虎作伥,中共依旧维持统治,只是愈加变本加厉。岁月依旧,苦难不已,那也将是不幸中国的另一选项。而无论习近平的最终结局如何,迄今为止的他已经在历史评价中定格。

初稿于05.2020

定稿于06.2020



本文由哨子传媒原创、编译或首发,本网站拥有其版权。未经哨子传媒授权,请勿转载,复制,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