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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别急着输出“抗疫模式”

丁一 2020 年 6 月 6 日
武汉医护人员庆祝方舱医院病人全部出院
所谓“中国模式”真的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新冠肺炎疫情自出现到现在已近半年了,目前世界上已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病例报告,基本上是“全球沦陷”。其中美国以数十万例一骑绝尘,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发达民主国家亦居全球病例排行榜前列。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医疗资源紧缺、死亡率居高等状况。

与此同时,经过两三个月的严防死守,特别是武汉异常严苛的封城措施之后,中国的官方报告疫情形势“积极向好”。很多地区实现了病例清零,疫情中心城市武汉也于4月8日解除了严格的封锁,各地都在积极策划如何在疫情之后重返灯红酒绿的生活。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和普通百姓从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疫情差异中嗅出了“制度优势”。即对疫情的控制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指挥协调、统筹安排能力、强大的基础建设、物资调配能力、迅速的决策”。并总结出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为核心的所谓“抗疫中国模式”。

一些历经艰辛从中国返回海外的人士也在津津乐道中国铁腕政策的“先进”之处:严禁公民行动可防病毒扩散、搜集个人信息可排查携毒人士、严密的社会监控网有利于迅速隔离等。在他们眼里,仿佛中国已成为世界的救世主,只要不实行中国这种不管人民基本权利、不管社会生活基本需求、不管经济生活多样性的“一刀切”政策,就一定会一筹莫展,非但控制不住疫情,甚至会遭受灭顶之灾。

于是,像其它领域横空出世的各种“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一样,抗疫方面的“中国模式”也急于成为让世界各国抄袭的作业。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疫情发展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满载口罩、呼吸机、核酸检测试剂、防护服及医疗人员的飞机,携带着“中国模式”,迫不及待地前往世界各地的疫区。我们从官媒上看到的不是这些防护用品和人员如何在当地发挥作用,更不是某些防护用品因不合格而误事,而是某国总统亲吻中国国旗、某楼百姓齐唱中国国歌、某市民众都说感谢中国等,以及一些国家的“学者”、“政要”积极赞颂“中国模式”的报道,仿佛“中国模式”就是战胜疫情的“上帝之手”。对一些对“中国模式”不屑一顾的国家和地区,则不厌其烦地报道其疫情发展如何不受控制,政府应对如何缓慢愚蠢,失去了中国给他们争取的宝贵抗疫时间等。

然而,所谓“中国模式”真的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且不说对于如何对付病毒,医学界本来就存在多种理念。既有封锁病毒传播途径,让病毒自灭的“堵论”,又有诱敌深入,实现全民免疫的“疏论”。同样是“堵论”,也有不同的堵法。当然,同样是“疏论”,也有不同的疏法。往往是疏中有堵,堵中有疏。究竟用何种方式,与各国的政治法律特点和人民生活习俗密不可分,并无统一模式。就连是全民戴口罩还是病人才带口罩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医学界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澳洲的一些工作场所明令不许戴口罩,包括医院、学校、幼儿园等所谓“高危场所”也是这样。这可能会令中国一些人大呼不解,然而这在澳洲却有其逻辑解释,也有民意基础。

中国为了封堵病毒,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封城、封路、封小区的措施。这些封锁政策非但对正常外出考虑不周,而且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亦极为忽视。对比澳洲在制定封锁措施时,把外出锻炼身体也视为合理外出理由。在规定不得进行两人以上聚集时,又允许一家人在一起外出,不管是多少人都可以。二者相比,对人性的关怀,对基本人权和正常生活的尽可能尊重,高下立判。

某些人可能会说,为了保命而牺牲自由是天经地义。我不得不承认,“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很多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不过,它不是全人类的信仰。还有一种活法叫“不自由,毋宁死”。中国古代亦有“舍生取义”之风。裴多菲的著名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中国不也曾脍炙人口吗?相信世界上很多人,特别是有坚定信仰的人,包括中共早期的很多革命者,都会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当然,为了防疫、战争等需要,一定程度的限制自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面对基本人权,任何力量都应心存敬畏。

况且,中国有些地方,在执行本已十分严苛的防疫措施时,还层层加码,甚至变质变味,公然违法。网上曾出现的一条像拖死猪一样往隔离车上拉人的视频便是典型之一。面对临时性管制措施,一些人心里潜藏的控制欲、破坏欲、偷窥欲大爆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借管制措施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大肆破坏与剥夺。某些政府官员也由于法治观念淡漠,惟恐措施不严连累乌纱帽,以为到了特别时期自己的权力就会自动无限放大且不受监督,以致于官场闹剧百出。比如“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这样一个临时机构居然在2月12日发布了“战时管制令”。罔顾中国法律明文规定,在全国或局部进行战争动员的权限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识别张湾区的“战时管制令”是严重的违法规定。然而该奇葩规定一经发布,居然大量媒体都在兴奋地从正面报道“本次疫情中全国第一个战时管制令”。第二天,湖北孝感大悟县、云梦县也分别违法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看来中国的官场法盲真的不止一个两个。官场的胡作非为正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可能接受这种模式吗?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战时管制令”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战时管制令”。(图片来源:官方图片)

还有人会说,由于中国没有采取西方的民主制度,才可能用“举国体制”使疫情被扑灭的速度加快。对此种论调,中国坊间早就用“把小疫变成大疫,然后举国去战疫”来讽刺“举国体制”。香港城市大学一位学者评论说,“中国的防疫手段需要审慎的检查”、“邻里间的监视、垄断信息传播等措施,都明显侵犯人权”。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一位教授说,“中国政府有能力及资源强制封城及强制隔离确诊个案,但这样的做法对国家管治的合法性会造成冲击”。实际上,在对付新冠病毒这种强敌的时候,如果说体制因素比较重要的话,那一定是民主体制比专制体制更占优势。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有媒体及公民言论的自由,那么疫情是不是早在去年底就引起足够的重视了?李文亮医生是不是就不会被“训诫”了?面对迅速蔓延的病毒,早一天采取行动就可能减少成千上万病例,如果早一两个月采取行动呢?也许现在如此大规模的“战疫”行动都是不必要的了。

即使面对已经蔓延成重大灾难的疫情,中国式的“举国体制”也未必在控制疫情方面更高效。中国的疫情从去年底“不公开爆发”,到今年春节前后官方公开承认爆发,再到目前得到初步控制,已历经数月。而模型显示,西方主要国家目前已进入爆发高峰,根据曲线判断,疫情应该很快出现下降趋势。整体来看,这些国家“战胜疫情”所用的时间未必比中国长。而这个“战胜疫情”的过程,是建立在保障人权、新闻自由、信息公开,资料准确等条件下的过程;是各国政府一面抓抗疫,一面未雨绸缪,推出强力经济刺激措施,大面积接济穷人的过程;是不等病例完全消失就提前部署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免疫人口不断增多的过程;是凭借强大医学研究能力研究疫苗和特效药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比中国对病毒实行完全封堵,等病例完全消失才安排复工复产的做法当然更科学,对病毒卷土重来的抵抗力更强。

总之,无论是民主法制传统,还是对抗突发疫情经验,以及医学研究水平,甚至是中国自诩强项的国家动员能力,英美等西方国家都不是交不出合格答卷的学生,没有必要去抄袭别人的现成作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不少,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还没牛到向老师提供标准答案供其照抄的水平。如果自己尚存诸多致命问题,还顽固地试图向世界输出不伦不类的所谓“模式”,那结果用脚也想得出。

202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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